有的人认为，现行法已经足够提供数据产权的有关保护，不主张再进行立法；有的人则认为，需要立法，应对数据进行财产赋权。

清华大学智能法治研究院院长申卫星教授分析说，之所以有人反对数据确权，就是认为数据像空气和阳光一样，但其实数据仍然是具有稀缺性的。

也有人认为数据的客体是非排他性的，难以产权化。最主要的理由是有人认为数据一旦确权之后，会导致数据企业获得数据的利用会有更大的成本，阻碍了数字经济的发展和信息社会的构建。

对此，申卫星说，“数字经济的运转包括诸多数据的交易，如果不能够清晰界定权利，之后的流转交易就成为空谈，更不要谈融资。这也正是为什么即便从法院角度依然可以依照现行法律制度解决数据纠纷，我们仍然需要构建一个数据基础产权制度的原因所在。”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审判长亓蕾也表示，从数据资源到数据资产的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要进行确权和交易，但是目前来说，确权比较难。由于数据资产权属确权环节尚不明晰，实践中大部分数据保护通过司法个案实现，且多为不正当竞争案件。

总的来说，当前我国数据产权制度的建设和探索仍旧处于初级阶段。数据产权制度的建设，将使得数据资产具有可控特性，有利于数据要素的流通、使用，实现价值增值，减少数据要素权益纠纷，提升数据要素利用效率。

所以应当看到的是，数据确权的意义不止于产权制度本身，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平衡数据要素价值链上不同权益主体的利益关系，使各个利益主体的权益和激励能够相容。